第281章 暴风雨前夜
安排完佛爷，陈才又骑车去了一趟丰台机修厂。
老赵正带着三个徒弟在车间里焊电路板。
车间门窗全封死了，连个缝都不透光。
门口挂着一块木牌子，上面歪歪扭扭写着“机修车间·闲人免进”。
陈才推门进去，一股松香焊锡的味道扑面而来。
“赵师傅。”
老赵抬头，手里的烙铁“嗞嗞”冒着青烟：“才哥来了！”
“我出趟远门，半个月。这边的事全靠你了。”
陈才从挎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包，拍在工作台上。
老赵打开一看，眼睛直了。
里面是满满一包大前门香烟，整整十盒。
还有五斤白糖，用塑料袋装着，扎得严严实实。
在这个年代，白糖是硬通货。
一斤白糖凭糖票才七毛钱，但黑市上能卖到两块五。
有钱你都买不着。
谁家孩子过生日，能冲一碗白糖水，那就是顶了天的排场了。
“才哥……这也太贵重了。”老赵搓着手，不好意思接。
“你帮我做事，我不能让你饿着。”陈才拍了拍老赵的肩膀，“等我从上海回来，工钱一分不少你的。”
老赵把纸包小心翼翼揣进怀里，鼻子有些发酸。
他跟了陈才这几个月，吃的用的全是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东西。
白面馒头、酱牛肉、大前门香烟。
这日子比厂长都滋润。
“才哥您放心去，这几十台收音机，我拿脑袋担保，一台不差地给您攒好。”
老赵拍着胸脯。
从机修厂出来，已经是上午十点半了。
陈才蹬着二八大杠往北大方向骑。
路过西单的时候，他特意拐去了一趟百货商店。
不是买东西。
是看人。
百货商店门口排了两条长龙。
一条是买棉花的。
每人凭棉花票限供半斤。
另一条是买搪瓷脸盆的。
购货本上盖了章才能买一个，还只有白色和绿色两种可选。
售货员的态度比阎王还横。
“往后站！挤什么挤！没看排号呢吗？”
一个穿着蓝色工装、胸口别着“为人民服务”胸针的女售货员，手里的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啦响。
旁边一个烫着小卷发的中年妇女，正跟另一个售货员磨嘴皮子。
“同志，我这副食本上的猪油定量能不能折成菜籽油啊？我们家老头牙口不好，吃不了猪油……”
“不行！猪油就是猪油，菜籽油就是菜籽油！什么本换什么货，制度规定！”
女售货员眼皮都没抬。
陈才站在柜台外头看了几分钟。
嘴角勾了一下。
这就是1977年。
票证比钱金贵。
权力比票证更金贵。
而他手里的空间，比一切都金贵。
他骑上车，飞快地赶往北大。
到学校的时候，苏婉宁正背着军绿色的帆布书包从图书馆出来。
手里还夹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
“查到什么了？”陈才接过她的书包。
“冯老先生的论文里提到的纺织厂旧档案编号，我在北大图书馆的缩微胶片里找到了部分影印件。”苏婉宁翻开笔记本，指着一行字。
“六六年十一月，原华安纺织厂整改资产清单，第三页第七项——'精密进口设备配件一批，计72件'。”
“但实际移交给上级主管部门的清单上，这个数字变成了48件。”
“中间少了24件。”
陈才接过笔记本，眼睛微微眯起。
“72变48，少了24件精密配件。跟黄金的账一样，又是一笔糊涂账。”
苏婉宁点了点头，声音压得很低：“而且经手人那一栏，又是周明远的签名。旁边还有一个人的副署——钱有根。”
钱有根。
就是现在住在苏家老宅里的那个原革委会副主任。
陈才把笔记本合上，递还给她。
“到了上海，这笔账，一起算。”
苏婉宁没再说话。
但她捏着笔记本的手指关节，微微泛白。
——
傍晚。
两人回到南锣鼓巷收拾行李。
陈才的行李很简单。
一个旧帆布挎包，里面装着换洗衣服、洗漱用品、介绍信和火车票。
真正值钱的东西全在空间里，谁也偷不走。
苏婉宁的行李多了一个布包。
里面装着她整理的全部翻案材料复印件、纺织厂的设备清单摘录、还有一封写给冯守正老先生的感谢信。
信用钢笔写的，一笔一划，工工整整。
那字迹秀气又端庄，一看就是从小练过的底子。
七点钟，两人吃过晚饭。
陈才从空间里摸出一包上海产的大白兔奶糖。
拆开包装，倒了一把在桌上。
“明天路上吃。”
苏婉宁拿起一颗，没吃，攥在手心里。
“陈才。”
“嗯？”
“到了上海以后……”她犹豫了一下，“如果钱有根不肯搬走怎么办？”
陈才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
“他不搬，自然有人让他搬。”
陈才目光落在八仙桌上的煤油灯火苗上。
“我已经让宋处长帮忙打了个招呼，上海市房管局那边会接到正式通知。”
“苏德昌同志名下原有房产一处，坐落于原法租界霞飞路旧弄堂内。按照417号专案复查决定，应予发还。”
“这是政策，不是我陈才要跟谁过不去。”
陈才语气平淡得像在念报纸。
但苏婉宁听得出来，这句话里藏着的分量。
宋处长是计委的人。
计委发话，上海市房管局敢不听？
“如果他耍赖呢？”苏婉宁追问了一句。
陈才偏头看了她一眼。
嘴角那抹微不可查的冷笑，在昏暗的灯光下格外扎眼。
“那就不是房管局的事了。”
“是公安局的事。”
苏婉宁不再问了。
她太了解陈才了。
这个男人从来不说废话。
他说让谁走，就没有人能赖着不走。
——
当天夜里。
北京城又下了一场雪。
不大，簌簌的，像是老天爷在筛面粉。
第二天凌晨四点半，陈才就起了。
外头天还黢黑。
他轻手轻脚地穿好衣服，先去院子里把自行车推到胡同口锁好。
这辆二八大杠交给佛爷骑，省得他回来生锈了。
然后回屋叫醒苏婉宁。
两人吃了几口热包子，背上行李，趁着天没亮出了门。
胡同里静悄悄的。
只有远处传来环卫工人扫雪的“唰唰”声。
凌晨五点半，两人到了永定门火车站。
火车站候车大厅里已经黑压压坐满了人。
地上铺着旧报纸，横七竖八躺着等车的旅客。
有穿军大衣打瞌睡的复员军人。
有抱着铺盖卷、一脸茫然的回城知青。
还有扛着蛇皮袋、嘴里嚼着干馒头的老农民。
空气里弥漫着脚汗味、烟草味和发馊的干粮味。
混在一起，冲得人脑仁疼。
陈才皱了皱眉，拉着苏婉宁绕过人群，找到了一个靠墙的角落。
他把挎包垫在长条椅上，让苏婉宁坐下。
“等检票。别乱走。”
苏婉宁裹紧了围巾，点了点头。
六点整。
广播员的声音从头顶的喇叭里炸了出来。
“各位旅客请注意，开往上海方向的47次列车，现在开始检票——”
人群瞬间骚动起来。
像是点了引信的鞭炮，呼啦啦全往检票口涌。
陈才一手拎着两个人的行李，一手牢牢护着苏婉宁，在人流里横切出一条路。
他的身板结实，往那儿一杵就是一堵墙。
谁挤也挤不动他。
检票员看了看两张硬卧票，又对了对介绍信上的红章。
验完之后把票递了回来。
“硬卧在七号车厢，往前走。”
陈才带着苏婉宁穿过月台。
绿皮车厢在寒风中冒着白气。
车身上的油漆斑驳脱落，露出底下生了锈的铁皮。
但在这个年代，能坐上硬卧，已经是干部级别的待遇了。
七号车厢里还算整洁。
两排三层的铺位，白色床单虽然洗得发灰了，但好歹叠得规规矩矩。
陈才选的是中铺和下铺。
下铺给苏婉宁。
他自己翻上中铺。
刚把行李塞好，对面下铺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男人探过头来。
“同志，也去上海出差？”那人操着一口京腔，手里捏着一张对折的《人民日报》。
陈才扫了一眼。
中山装料子是涤卡的，胸口插着一支上海产的英雄牌钢笔。
皮鞋擦得干净，但鞋帮上有白色的粉笔灰。
教师或者机关干事。
“嗯，出差。”陈才简单应了一声。
那人热络得很，自来熟：“巧了！我也去上海！市教育局的，姓马，去华东师大参加教育工作座谈会。”
说完又看了苏婉宁一眼，目光闪了闪。
“这是你爱人吧？气质真好。”
苏婉宁淡淡点了下头，转过身去靠着车窗，不再搭话。
马同志碰了个软钉子，讪讪一笑。
陈才也没接话。
六点四十五分。
汽笛拉响。
绿皮火车缓缓启动。
车轮碾过铁轨的声音，有节奏地传了上来。
“咣当——咣当——”
北京站的站台缓缓后退。
灰蒙蒙的城市轮廓在车窗外一点一点消失。
苏婉宁靠着车窗，看着外面飞速掠过的冬日田野。
枯黄的庄稼茬子覆着薄薄一层白雪。
偶尔有几个裹着棉袄的农民赶着驴车在土路上走。
她的右手不自觉地攥紧了棉袄里衬暗兜里那叠材料。
陈才从中铺探下头来。
“睡一会儿。到了我叫你。”
苏婉宁抬头看了他一眼。
眼里没有了以前那种小心翼翼的警惕。
取而代之的，是踏踏实实的依赖。
她“嗯”了一声，安心地闭上了眼睛。
陈才翻回中铺，仰面朝上。
脑子里在推演到了上海之后的每一步棋。
第一步，先去和平饭店安顿。
第二步，联系老梁，确认港城货船的靠岸时间。
第三步，去房管局递交苏德昌的房产发还申请。
第四步——
陈才眼神冷了一度。
如果钱有根不识相。
那就别怪他不讲体面了。
窗外的风呼啸而过。
绿皮火车载着两个年轻人，一路向南。
驶过华北平原的枯树旷野。
驶过淮河两岸的苍茫大地。
向着那座远东第一大城市。
全速前进。
而在遥远的上海弄堂深处。
赵建军拨通了一个本地号码。
电话那头是一个沙哑的男声。
“老钱，有个消息你得知道。”
赵建军捏着烟屁股，吐出一口白雾。
“苏家那丫头和她男人，坐今天早上的火车南下了。”
“明天到上海。”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
然后传来一声低低的粗口。
“他们来要房子的？”
“不光是房子。”赵建军弹掉烟灰，声音阴沉。
“听说苏德昌的案子翻了。417号专案，你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吧。”
电话那头彻底安静了。
过了好一会儿，才传来一句咬牙切齿的话。
“这房子，他们休想拿走！”
赵建军冷笑一声，挂断了电话。
他缩了缩脖子，转身消失在上海十二月潮湿阴冷的夜色里。
暴风雨来临之前，总是格外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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